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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伊始，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邢斌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，火上热搜。他称“决议‘像底层一样生涯’”，天天骑摩托210公里、爬110层楼，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，毛收入7000多元。他纪录下了平台规则、事情流程、个体考察等内容，用“异常辛劳”来形容体验历程。

和邢斌体验式事情差异，更多人由于生计需要，进入这个行业。凤凰网多方领会，自去年以来，不少高学历结业生、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。被称为“就业蓄水池”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“卷”。

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，新人外卖员李凯竣事了10个小时的事情，躺在床上长舒一口吻。

他是江西人，今年23岁，2022年从浙江工商大学结业，没找到事情，于是奔着低门槛、高收入、时间自由三大优势，成为一名外卖骑手。

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。2023年，骑手人数不停增添，远远跨越订单增添的速率。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“卷”了起来。

有类似感受的尚有他的宿舍室友们。

例如，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。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，受行业整理和疫情影响失业。他尚有孩子要抚育，肩负着房贷，事情难找，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。

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伙计，一位中专结业，一位大专结业。进入外卖行业*的缘故原由皆是，找不到更好的事情。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思量过开网约车，但据兼职司机说，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“人多车少”。

宿舍在老旧小区内，约莫50平米，新老骑手混住。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，眼神都透露着不能置信，像是在问：“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？”

李凯说，那一刻，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——失业的人，起劲寻找生计下去的空间。

外卖骑手欠好干了。

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，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先容，话说到一半，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，“又来个新人抢活，照样个大学生。”

打断李凯语言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，名叫许奕，43岁，四川人，高中结业。许奕皮肤黝黑、粗拙，习惯佝偻着背，语言有浓重的乡音。许奕最先对新骑手怀有一种“敌意”，他说，“（老骑手）像被抢了饭碗。”

今年4月，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，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。

同样的情形还发生在天下多地，凤凰网从杭州、长春、长沙等区域的外卖站点领会到，2022年9月起至今，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，从原先30～40名增至80～100名左右，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“抢单雄师”。

高学历争做外卖员

李凯的母校是浙江工商大学，结业季，他海投简历，但没有等到回应。他说，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（昔时就业率*69%）和他情形相当，思量就业大环境“严酷”，他想找个事情，作为人生暂且落脚点。

另一方面，怙恃总给他打电话，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固的事情。但李凯以为，杭州是个充满时机的多数会，无论是收入水平照样生涯便利水平，都更值得自己起劲留下。

面临电话里父亲的体贴，他只好一面说谎，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，一面最先找零工，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事情的生涯费。

“送外卖、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，都是留在一线都会的设施。”

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。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“高薪、简朴、轻松月入过万”。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，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。

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，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，没有特殊要求，只要应聘者身体康健、会骑车即可。入职当天，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，从站长手里置办妥装备三件套——租一辆二手电瓶车、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、一套骑手工服。解决好康健证后，他拿到了骑手账号，正式最先骑手生涯。

27岁的硕士生王丹，和李凯一样，也是大学结业生。2021年，王丹从浙江师范大学结业后，最先准备公务员考试，初试折戟，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涯费，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。

休息时，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央考察群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。他发现，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：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，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群集吸烟、闲聊，更喜欢谈论事情竣事后去桑拿、娱乐；另一拨是新骑手们，在商业中央的书店里有时能看到他们的身影。

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凤凰网，2022年7月是高校结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，在他运营的站点内，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、硕士天生为骑手。

“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，听其他站点的偕行说过，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营业，用餐岑岭时段抢单赚钱，其余时间会去阛阓看书。”该站长说道。

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发作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。

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，彼时，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先容了跨越100名本科生、硕士生。

李凯时常感受到一种“身份错配”，他学的是外贸专业，以为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事情看上去更合理一些。除了大学里*的同伙之外，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。他说，一个大学结业生送外卖，很丢人，“怎么混成这样”。

他和已经找到事情的同砚联系时，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，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用饭的同砚，他总推脱说自己“太忙没空”。

除了大学生外，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。

杨浩东，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雄师中的一员。他曾是教培行业的前端工程师，天天用Java语言事情，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。

“我从没看清晰过外卖员的脸，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。”他说。

2021年底，行业裁员潮来袭，杨浩东不幸成为脱离的一员。三十多岁的年数和大专学历，让他在找事情时不停被拒之门外。最终，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，先做兼职骑手，一边做一边找事情。厥后发现收入尚可，每月能到达9千左右，便全职投入了进去。

33岁的王力，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，高中结业。2022年疫情开放后，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削减，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。迫于生计，王力也最先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。

王力干了十多天后，细细盘算了一下：扣掉种种成本，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。为了再增添一些收入，王力还实验做网约车司机。他租了一辆车和同伙划分时段抢单跑车，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，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。但订单量不稳固，加上平台抽成，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，网约车也难开了。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，这让他在面临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，有了一点平安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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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薪下降，规则悄然转变

人数增添，让骑手的薪资不停下降。

做骑手之前，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。2019年终，新冠疫情发作，工地歇工后，他才最先送起外卖。2020年最先，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，加上津贴，最高能到达20元每单，一年下来，他能存下20万元。

到了2021年，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。那一年，他在老家建了屋子，欠下了一笔钱，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，可按当下的行情算，他最少要用8年时间才气“解脱”。

情形从今年4月最先变得更糟糕，站点平均日单量稳固，天天接到1500单左右，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，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～7000元。

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响应的“评级”制度，品级高的骑手响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，而新人则需要不停地“升级”，从最基础的近距离、低单价的订单做起。

在此基础上，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，价钱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。像李凯这样营业不熟练的新骑手，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跨越10元。刨去每月800元房租、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、30元饭钱，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、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，以及超时罚款、交警罚款，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。

“取、送旅程加起来总共7.5公里，配送费只有2.7元。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.36元。”李凯算了算，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，时薪约5元，30秒内会被抢走，“不管什么票据，总有人会接。”

此外，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津贴也都发生了转变，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添至最高500元。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，客人让他顺路协助买一包烟和啤酒，他以为时间来不及就没买，效果遇上了一个差评，被扣了300元。

李凯还注重到，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，他3月份天天赚约300元，4月份跌至天天200元不到。他所在的配送区域，作废了恶劣天气津贴金。

新骑手多了，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，好比，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跨越10次，否则会被劝退。

全职骑手饱和，逐渐跨越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应，收入普降，平台最先重新分配订单。

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凤凰网，众包的订单削减了。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事情量，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。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、单价低的订单。因此，兼职骑手们最先注册差异平台的账户。

可是，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尺度。例如，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、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、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，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，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纪录，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。

不少兼职骑手被迫脱离，或想设施去站点应聘，转玉成职骑手。另一些蒙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脱离。李凯看到，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。

脱离的人，有两种选择：一是换一个平台，继续从事外卖骑手；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。但无论若何，大多数人要赚到钱，照样得打零工。

受到配送供需的转变影响，全职外卖骑手的“职员流动性”最先降低——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恒久职业，大部门人照样选择留下。

“出去之后，也欠好混。”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，以往，春节前后是骑手的去职岑岭，平均10人里有3人会脱离，但2023年统一时段，整个站点共100人，选择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。节前，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固的情形，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“按兵不动”，“这个时间点，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。”

往年春节后，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。这批骑手作为新生气力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、蹊径，在炎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。章雨回忆，2022年的时刻，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，需要支付的用度差不多是700元左右，现在则降到了300-500元。

“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。”章雨说，去年疫情发作导致外卖订单大增，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，但订单回落伍，外卖平台依旧由于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，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削减。

不外，对平台而言，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，是件好事：可以倒逼骑手们举行竞争。带来的效果是——配送速率显著加速，订单遗漏的情形削减。

“骑手过剩，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。”在外卖平台卖力治理的事情职员向凤凰网示意。同时，该名事情职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，从平台的数据来看，现实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转变，反而是趋于稳固的状态。

简而言之，在平台看来，周期性的职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，处置的方式也较为简朴。“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，镌汰一波骑手。”上述事情职员说。

“就业蓄水池”满了

《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讲述》，把外卖行业称为“就业蓄水池”，而且解读这是由于行业的两大特点：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，多劳多得资。

现在看来，“蓄水池”似乎要满了。

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，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貌。他说，自己不停结识“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”，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，好比曾在暖锅店、售楼处、流水线、修建工地事情的人们。

“外卖行业的内卷，并不是行业的问题，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。另一方面，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缔造更多的就业岗位。”上海金融与执法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以为，外卖行业“内卷”征象，现实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。

他以为，就大学生就业而言，高校的焦点支持作用不容忽视，“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。”

他建议，高校应当开设CDO（就业指导中央，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），定期举行一些招聘会和就业指点。他稀奇指出，研究生、博士生的职业寻找异常依赖于社交网络，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、企业确立互念头制。

“一些外洋的大学、香港的大学，在结业生结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，若是它们不做的话，薪资考察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。若是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，排名就会降低，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。现在中国的大学尚有异常大的改善空间。”聂日明说。

此外，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，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。一些行业被严酷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，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“就业蓄水池”中，加速“蓄水池”里的内卷。

2023年5月中，二阳事后的李凯决议不做骑手了。许奕也正准备脱离，他说，许多干了三、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，想回抵家乡，开个小店为生。

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，杭州高温，事情了11个小时的他，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。他把车停好后，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。他感受自己中暑了。

穿过走廊，回到宿舍。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。

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许多，约莫半小时后，李凯的门被敲开。他顾不得和偕行眼神交汇，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，说了声谢谢，然后关上房门。

第二天，李凯给站长发了新闻：“站长，能不能做个结算，我想去职了。”